有了文字之后，**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载体。古代埃及人利用尼罗河的纸草来记述历史；在古代的欧洲，人们还长时间地利用动物的皮比如羊皮来书写文字；而中国，在造纸术发明以前，甲骨、竹简和绢帛是古代用来供书写、记载的材料。但是甲骨、竹简都比较笨重，秦始皇一天光阅读奏章，就要整整一车；绢帛虽然轻便，但是成本非常昂贵，也不适于书写。到了汉代，由于西汉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甲骨和竹简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了，从而促使了书写工具的改进——纸被发明出来了。造纸是一项重要的化学工艺，纸的发明是中国在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上，所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是中国史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丝也传进了印度。**早的记录是在印度的古书中找到的。在印度政治家、哲学家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论》(又译《治国安邦术》)一书中有cinapatta一字，意思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考底利耶据说生于公元前四世纪，是孔雀王朝(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建于公元前321年，约公元前187年为巽加王朝所取代)月扩大王的侍臣。这说明，**晚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便已输入印度。另外，从梵文的许多字中也可看出，古代印度人民对蚕丝的认识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准确得多，因为他们知道丝是虫子吐的，丝是茧(旧n)抽成的。

 

在丝传人印度之前，古代印度人民的衣料只有棉衣、羊毛、鹿皮等。印度古代可能有野蚕丝，但一直到唐代，丝还很少被采用。中国丝的传入给古代印度人民增添了新的衣服材料。到了宋代，靠近两国通商口岸一带的印度人，已经可以穿丝制衣服了。当然，古代中国输入印度的不只是丝织品，而且也有生丝，印度人再把生丝染色加工织成绫、罗。锦、绢。印度绸薄如蝉翼，精美异常。

 

除了丝之外，古代中国传入印度且对印度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还有纸和造纸术。在古代印度，书写材料有时用木板和竹片，更多的是用烨树皮和贝叶。在梵文古典著作里常会见到“白桦树皮”这个字，**初是书写材料的意思，中国纸输入后，人们便用这个字来称呼纸，可见桦树皮应用之广；贝叶是一种棕榈树叶，大而且长，古代印度人在树叶上面写字、抄经。过去一般认为，12世纪，纸张才由伊斯兰教徒带到南亚的印度，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尽然。既然蔡伦造纸术改革之后不久，纸张就大量传入西域、中亚，采用纸张书写的也不限于汉人，那么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因传播佛教而频繁活动于此地的印度人，或与印度有关之中亚民族，必会接触和使用纸张，因为纸张远比当地传统书写工具树皮、树叶优越。

 

造纸术的发明者是谁

 

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谁发明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书上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因此，后来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据以尊东汉时代的蔡伦是纸的发明者，把他向汉和帝刘肇献纸的公元105年，作为纸的诞生年份。

 

在史籍里，早在蔡伦以前，也有一些关于纸的记载。如《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壏帝。汉武帝大怒。此事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即“薄小纸也”（后来称为丝棉纸）。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西汉发明

 

持否定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同志认为，”发明造纸术的是西汉劳动人民。东汉劳动人民在继承西汉造纸技术后，又有所改进、发展和提高。至和帝时，尚方令（职掌管理皇室工场、负责监造各种器械）蔡伦组织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监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纸，于元兴元年奏上，经推广后，‘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这是争论中的一种意见。

 

蔡伦发明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理由是“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桥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理由是”从外观看，其纸腩松弛，纸面粗糙，厚薄相差悬殊。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说明它的切断程度较差，是由纤维自然堆积而成，没有经过剪切、打浆等造纸的基本操作过程，不能算真正的纸。或许只是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纤维的堆积物，由于长年垫衬在古墓的铜镜之下，受镜身重量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此外，其余几种所谓西汉古纸，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过是约纸的雏形。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诚然，“蔡伦纸”不会是蔡伦一手制作，但没有他的“造意”，单凭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因此，即使在雏形纸出土的今天，把蔡伦评作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另外，《后汉书》中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从记载中可知，蔡侯纸既能进贡皇帝，又能代替缣帛用作书写，纸质必定达到一定水平。

 

有些学者还认为，灞桥纸是不是西汉的产品，也值得进一步考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时代未能确切查明以前，很难对古纸的生产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判断。何况该墓葬有扰土层，曾受外来干扰，不能排除后代人夹带进来的可能性；同是汉墓的长马王堆，若无其事那样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丰富，但除了千百根简策和丝织古纸帛画，并无一片麻纸。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上的字体，据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物。